作者 | 肖芳编辑 | 文姝琪
在互联网公司上了一年班，我并没有学到什么正经技能，发现倒是有一点：很多人看起来忙，但不是真忙。
这大概就是大厂人努力工作的“秘密”吧。
首先是为人熟知的内卷游戏。朋友领导下班前安排一件小事，特意提醒大家回家做就行，有同事坚持留在办公室工作，以致于全组人陪同加班。
还有先进工作法。另一位运营朋友发现同事每天下班很晚，只为了和领导同时离开，下楼偶遇时汇报当天的工作。这位朋友又生气又自责，立即向同事学习，试了一次才发现太难了——他等到办公室空无一人，也不知道领导什么时候离开的。
就这样，表演工作成为比工作本身更重要的事：不是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，没什么要紧事也能在公司工作12小时以上；靠刷单买量数据造假获得的工作成果，也可以在向上汇报中营造出克服重重困难的劲头……场面上轰轰烈烈，实际上不能细想，也无法深究。大家对正常的规律视而不见，如同《皇帝的新装》里面对皇帝赤身裸体不吭一声的朝臣和百姓，表演久了会入戏，还真以为自己在努力工作。
其实，只有一小部分人是真傻，大部分人都在揣着明白装糊涂：如果一份工作怎么做结果都一样，或者根本做不出成绩，如何证明你在努力工作呢？
在行业红利时期，DAU或者营收的三位数增长数据随手可得，甚至身在其中的人，也很难分清这个结果是靠人为的努力还是时代的牵引。但在今天，行业增长停滞，同样的工作无论如何做都达不到同样的效果。于是，起早贪黑可以用来表演努力工作的过程，把数据“做”好看可以用来表演漂亮的工作成果，努力工作的过程加上漂亮的工作成果等于成功……嗯，像极了苟延残喘。
内卷也是表演式工作的产物。虽然大家对真正的工作成绩无能为力，至少还可以卷出来一层外壳，让工作看起来更华丽。
过去互联网大厂并不是这样。改变世界是中国互联网早期从业者的精神信仰，在中国崛起的巨大势能下，他们看到了通过互联网学习、追赶甚至超越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希望。在这样的使命驱动下，互联网公司倡导更加开放包容的文化：公司承认每个人的平等和地位，尊重每个人的想法，给员工宽松的工作环境，鼓励他们通过合作创新实现理想。这是完全不同于中国本土公司江湖化、官僚化的新型组织文化，也让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人拥有非常强烈的优越感。
搜狐和百度都曾是中国互联网的文化高地。
搜狐倡导好人文化，鼓励把一批好人聚集在一起，激发他们的创业激情，员工不需要给张朝阳端茶倒水，因为观点不同和老板大吵大闹都没关系；百度则鼓励工程师文化，早年的百度不需要打卡，甚至上班时玩游戏、打瞌睡也没问题，工程师们的灵活性极大，不需要钻研卑躬屈膝的职场文化；员工能够平等地和任何同事讨论问题，既可以是部门主管，也可以是百度创始人李彦宏。
但后来搜狐和百度都否定了原来的文化。张朝阳把之前的管理方式视为经验不足，转而要求员工要尽职尽责的工作，给予工作更多时间和更高的投入度。至于百度，则开始呼唤狼性。
市场竞争愈加激烈让公司文化产生变化，并非不能理解。公司试错空间越来越小，稍有闪失就落后于对手，甚至功亏一篑。老板寄希望于员工高效产出，无论是花时间争论问题，还是灵活劳动，都被视为极大的资源浪费，更不要说上班玩游戏、打瞌睡。员工们也只能被新的时代潮流所裹胁，收起个性和散漫，不再追求创意创新，服服帖帖听指挥，投身996大潮。
但变化也是过去十几年互联网行业粗放式增长的恶果——互联网公司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和这么多业务。公司大规模招人，不是因为缺人，只是不想让优秀的人被竞争对手抢走；很多业务不可能做成，或者已经错过先发优势，或者只为讲资本故事，但执行团队还要心照不宣向公司证明自己能够大力出奇迹。
实际上，没有明确需求的扩张只会导致人浮于事。
我们善于反思过去，却常常对当下的处境毫不自知。事情刚开始起变化的时候，并没有太多人抱怨——大家正在做财富自由的美梦，辛苦一点又算得了什么？一部分人确实获得了财富自由，但更多人获得的只是躁动不安和心碎。再后来，不仅财富自由梦没有了，增长红利也消失了，公司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，压力会逐级转导变成“这对公司有什么价值”的灵魂拷问，为了保住工作，大家只能表演。没有人再深究工作本身的价值和意义，所有的努力只为汇报过关。
遗憾的是，表演式工作越来越流行，互联网大厂与创新创造却渐行渐远，哪怕曾经作为他们的立身之本：没有人再关心如何改变世界，也没有人关心自己的工作创造什么价值，大家计较的只是鸡毛蒜皮——是不是能抢到更多地盘，是不是能升职加薪，是不是能把锅甩给别人……一切都和创造无关。
知名作家刘震云描述互联网大厂80后90后的状态时说：他们自称很modern，穿的衣服能看出来超前，神态却和上个世纪初生产流水线上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区别。我倒认为，互联网大厂员工的甚至处境更“恶劣”。
流水线工人面临的问题是人被机器化，同时被机器所驱使和奴役。《美丽新世界》描述了工业时代人机器化的极端境遇：每个人在出生之前就被划分成了阿尔法、贝塔、伽玛等不同等级，一生只能重复符合他等级的工作，如同机器不同部位的螺丝钉一样，他们的创造精神被社会分工和机械化的劳动扼杀。
失去创造性之后，互联网大厂的工作也逐渐机械化，而表演式工作流行让人走向另一种异化：耍把式。每个人都在杂耍，连重复造轮子都算不上，顶多也只能算比划轮子罢了——这不仅是对创造精神的扼杀，更是一种谄媚文化。PUA在互联网大厂盛行则是谄媚文化的另一面，把式玩不动了，会有人来抽你。
所以很多人感觉比工作更累的是心累，因为受害者就是他们自己。
工作本身失去价值之后，评价工作好坏的标准也随之改变。业绩、贡献度等客观指标无法发挥作用，主观因素就变得更加重要，工作很可能变成“说你行就行，不行也行；说你不行，行也不行。”
缺乏客观标准的恶果是，大家失去公平竞争的工作环境。
员工们需要重复虚假且毫无意义的工作，需要钻研卑躬屈膝的职场文化，他们丧失互联网创意精英的光环，也失去了工作原本的体面。如今，这些人流露出越来越多失望和不满，但又不知道何去何从。在脉脉上，他们把自己定义为“新时代互联网民工”，匿名发泄对公司和领导的不满，同时也对公司多了几分算计。
问题的根源在于，无论公司还是员工，都被本不该存在的工作绑架了。这些工作不创造价值，双方却不愿轻易承认，只好通过彼此折磨“创造”结果，并逐渐形成一种文化。
美国知名人类学家大卫·格雷伯将这类工作称为“狗屁工作”：一种有偿就业，完全没有意义的、不必要的、甚至有害的工作，连员工自己都不能为其工作的存在而正言；作为就业的前提，员工还不得不假装热爱工作。接待员、行政助理、电话推销员、公关、中层管理人员等都被格雷伯归纳为“狗屁工作”。在他看来，一旦这些工作突然从地球上消失，社会反而会运转得更好。
互联网大厂员工沉迷于表演，多少有点末日狂欢的味道，它是一种极大的浪费，难以持久。去年12月，字节跳动裁撤“人才发展中心”时，曾进行过反思：有些部门和团队的工作，变成“过家家”的游戏，员工很忙，部门空转，但没有实际创造价值，不仅浪费公司资源，也制造很多噪音，浪费其他员工时间。
虽然他们看起来很忙，做的其实是一份钱多活少的工作——上一家这样的公司是诺基亚，当然诺基亚的员工并不心累。当诺基亚员工遭遇裁员再次求职时，遭遇新生代公司员工的嘲讽。十多年过去，这些嘲讽诺基亚员工的人和当年他们嘲讽的对象变成了一类人，做着程式化的工作，创造性被消解，年纪上涨， 性价比变差，遭遇职场中年危机。
不知道还在为了高薪加入互联网大厂的年轻人看到此景会作何感想，是被空转的表演式工作同化，还是拒绝无意义的工作？
互联网或许不再是年轻人唯一正确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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